一個喜靜的孩子要在2022年來看看世界，似乎是個明智的選擇。起碼在生命的最初幾天，他們會比以往的新生兒享受更多的安靜。

2014年，湖北襄陽迎來一波生育高峰。視覺中國供圖

2021年，1062萬個嬰兒在中國降生，比以饑荒載入史冊的1960年還少了340萬個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生人數最少的一年，也是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數量達到新世紀頂峰后連續第五年下降。

很多人用“菜市場”形容5年前的產科病房，如今，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多地醫院的產科在不同程度上變安靜了。北京市朝陽區婦幼保健院的產科主任說，疫情前，早7點的門診大廳總像春運時期的火車站，這種情況不再。北京市通州區婦幼保健院綜合服務臺的工作人員對咨詢者說，建檔名額充裕，“不像過去”。北京大學深圳醫院的產科醫生護士不再超負荷工作，浙江杭州樹蘭醫院的產科大夫有時一天也做不了一臺手術。

東城區婦幼保健院，產房護士長站在新生兒照片墻旁。郭玉潔/攝

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，這家承擔著基礎醫療功能的公立二級醫院，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個新生命，如今每月只有20-40名嬰兒出生。產房護士站每天要寫“產房日報”，記下當天出生的嬰兒信息，“xxx之子/女，順產/剖宮產”。2022年4月11日，日報上的是數字：“0”。

1

產科護士長梁弘來到東城區婦幼保健院（前東四婦產醫院）時只有19歲。生孩子這事離她很遠。20歲出頭，她經常上夜班，白天補覺，傍晚跑到北京飯店的宴會廳跳交誼舞。那是當時的時尚，宴會廳里上千人，她穿著普通的衣服，跟著樂隊的伴奏，能從晚上7點跳到10點，再騎車來醫院上12點的夜班。

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產科病房區的庭院。受訪者供圖

轉眼她快退休了。單身的自由、新婚的甜蜜、養育女兒的艱辛和滿足，都和35年的產科生活交疊在一起。

一張攝于1992年的照片，她懷孕5個月，坐在自己醫院的產科病房里，墻面由白色和綠色拼就，鮮艷的紅字把床位號標記在綠色窗框上。除此之外，是白色的床、白色的病號服、深木色床頭柜。

2022年，粉和藍代替了這一切。墻面、枕頭、被套、床單、簾子，都用了柔和的、像摻了奶的粉色，防菌布的深藍色與之調和。很長一段時間里，產科病房是8人間，一人又帶好幾個家屬。梁弘說，病房總混雜著“血和排泄物、家屬送來的各種食物”的味道，空氣有些污濁。產婦不能吹對流風，她們會謹慎地拉上窗簾開窗通風。

現在，病房改為雙人間，但一般只住一個人，空氣中飄著淡淡的消毒水味兒。即使是這樣，兩排病房只用了一排。

這家醫院坐落在距離南鑼鼓巷600多米的中式建筑里，在老胡同的包圍中小心施展著拳腳，建筑面積只有朝陽區婦幼保健院的二分之一。2005年至2013年間醫院曾停業，再開張時經過了翻修。產科病房區是3個四合院改造的，兩個院子露天，種著石榴、玉蘭、桃花和冬青。一個院子被換了地板磚，加上了玻璃屋頂，供病人休閑活動。2016年下半年，醫院的分娩量到達了梁弘記憶中的最高峰。除了病房走道，她們在這個“陽光房”也放了6張病床備用。

成都新生兒家庭化病房投用，父母可24小時陪伴。視覺中國供圖

時間在這個產科里留下痕跡。

連接產房和護士站、病房的雙開木門，在門縫處被磨出3處明顯劃痕，漆皮褪了，露出褐色的木頭。2016年前后分娩量大，她們每天要不停給產婦換房間、換床，門就是被推著產婦的平車磨壞的。起初這里有幾排防止磨損的鐵皮，棱角尖銳，推平車的人手總被劃傷，就拆掉了一些，剩下的那一排銀白色明晃晃的鐵皮，棱角也已經磨得圓鈍。

產房護士長徐閔說，在2022年，初產婦的年齡多是30歲出頭，她工作30年了，看著這個年齡從27歲、28歲慢慢推遲至此。

相應的，多位產科大夫說，高危產婦的比例在升高。孕婦建檔后，根據其妊娠風險，在產檢本上會貼上不同顏色的圓形標簽。綠色最好，代表沒有妊娠合并癥及并發癥，妊娠風險低。而黃色、橙色、紅色，越往后風險越高。在朝陽區婦幼保健院和東城區婦幼保健院，這兩個不能接收“紅色”等級孕婦的二級醫院，持有“黃色”標簽的孕婦占比最高，超過了一半。

傳統觀念里，孕產婦缺乏營養，需要大補。但在2022年，這種說法已過時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開設了孕期營養門診，大夫朱培靜發現，遇到的貧血、營養不良問題很少，多數是營養過剩。這會導致巨大兒發生率升高，“八斤大胖小子”將增加難產風險，對嬰兒和產婦都不利。她在臨床中感覺，十幾年中，巨大兒發生率提高了20%。

2

產科的生活給每個人留下不同的印象。有人說嬰兒的臍帶是青灰色的，有人說是白色。這其實和斷臍的時間有關。健康嬰兒的第一聲啼哭，有的助產士覺得沒什么不同，有的則聽出了差異：“連續或者斷斷續續的”。在很多人看來，剛出生時的嬰兒長著一個樣，但產科的醫生護士能輕易地看出嬰兒的五官特征，說出他（她）哪里像媽媽。

嬰兒娩出后，助產士把孩子的臍帶從兩厘米處剪短，打一個標準化的結，擦干羊水，讓他（她）依偎在在母親胸前，蓋上毛巾被。查體，稱重，再在病歷本上按下他（她）的腳印。

這個過程中，助產士常會被嬰兒抓住手指。這溫情的瞬間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尋常的抓握反射——健康的嬰兒會抓住手邊一切東西，手指、臍帶、產鉗。東城婦幼保健院產房護士長徐閔說，手指被抓住的感覺，軟軟的，但很有力道。大夫朱培靜說，“他（她）這樣抓你一下，你一下子就變溫柔了。”

剛工作時，徐閔覺得生產的畫面有點血腥，有時做夢都是生孩子，那種“禿嚕產”（指還沒做好準備就生了）。要么是別人，要么是自己。朝陽醫院的耿凱陽是產房里少見的男助產士，他把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。他會把孩子腳印按在卡片上，寫上一句話送給他（她），落款“曾經幫助你來到世界的助產士”。工作時間長了，他也不再給每個孩子寫。對大多數人來說，出生后那幾小時的故事，隨著臍帶的結一起變成褐色，然后在兩周后脫落了。

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單人產房。郭玉潔/攝

疼痛是很多產婦對生產過程最深的印象。那是子宮收縮帶來的，是生理性而非病理性的疼痛，醫學上曾把這種疼痛定義為僅次于燒傷痛的9級。在疼痛下，有產婦大哭大叫，有的則低聲嗚咽。朱培靜在一家綜合醫院見過產婦舉著吊瓶光著下身出來，跪著求醫生給她剖宮產，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護士張強則會被產婦當作疼痛中的抓手，對方松開后，她的胳膊上留下清晰的手印，很久才會消去。但生育疼痛的個體差異極大，有人的宮縮疼就像一次痛經。

陜西榆林一產婦在宮縮疼痛中跳樓的事情發生后，2019年，我國在913家醫院推行無痛分娩試點。這是個在國外已經應用了100多年的成熟技術，由麻醉師從產婦的脊椎部位注射麻醉劑，減弱宮縮的疼痛。一位醫生形容，如果打分娩鎮痛針前的疼痛指數是9，打過鎮痛的疼痛指數大約是4，一個可以忍受的程度——也有人會感覺到完全不痛了。

分娩鎮痛的應用程度，與醫院麻醉醫師的資源狀況有關。據統計，截至2021年，我國總體的分娩鎮痛應用率只有30%，中西部地區許多醫院的分娩鎮痛普及率不足10%。在北京東城婦幼保健院，分娩鎮痛的應用比率從2013年時的40%左右，上升到70%。

在資源充沛的情況下，要面對的是陳舊的觀念。產婦打分娩鎮痛針需要本人和家屬的簽字，護士張強有時看到麻醉師來來回回地跑，得不到簽名。她見到過一個女士疼得一直哭，經過評估她符合使用分娩鎮痛的條件，但丈夫聽婆婆的意見“不打”。在電話里，女士哭得逐漸不說話了。丈夫說，“知道你疼，但媽媽說無痛針還是別打了。”

剖宮產的疼痛則主要在生產后襲來。剖宮產后，產婦要經歷劇烈的子宮收縮，這能讓產婦的子宮收縮到正常大小，減少出血。護士會幫助產婦壓肚子，檢查宮縮程度。護士張強剛工作的時候，會覺得“產婦可真矯情，她會推你的手，會拽你的手，不讓按”。等她自己生了孩子，才知道真的很疼，疼到冒冷汗，屏住呼吸才能好一點。“我就真的說別再按了，因為子宮上它有一個傷口，它老收縮，它老是動。”

疼痛被遺忘后，留下的是疤痕。順產的疤痕多來自側切，這是在生產困難時，助產士為了防止產婦會陰被更大程度撕裂而做的。朱培靜說，“以前有一段時間基本都要側切”，現在為了保護產婦身體，他們不到萬不得已、出現明確的指征就不會側切。側切的傷口也變為皮內縫合。

梁弘經歷了剖宮產，肚子上留下一道深色的豎切口疤痕，現在，產科醫生做手術時看到這種疤痕會驚訝。縱切口比橫切口的傷疤增生更明顯，顏色更深，為了美觀，豎型切口已經幾乎消失，橫切口的位置也在不斷下移。業界通行的橫切口位置是恥骨之上3厘米。杭州樹蘭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劉建剛近幾年研究出更隱形的切口，下移到幾乎與恥骨持平，為了讓疤痕在日后能隱藏在比基尼下，他需要小心翼翼地避開膀胱。

3

產科是一個女性的世界。《2021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》顯示，2020年全國婦幼保健院的衛生技術人員中，男性占比14.9%，女性占比85.1%。生育對這些女性不僅是工作，常常還是生活。

有媒體在母親節做了一項調查，在700多人中，選擇“如果再選一次不會做媽媽”的人超過40%。護士長梁弘說“為什么會后悔呢？我不后悔。”她覺得如果政策允許，她或許會有不止一個孩子。護士張強有一個三歲半的女兒，她也不后悔生了她，但堅決不再要第二個了。而產房護士長徐閔是一個丁克主義者。30多年的職業生涯里，她幫助無數個嬰兒來到世界，見證了無數人做媽媽的瞬間，但沒有強烈地想過去體驗。“可能自我意識比較強。”

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病房里為新生兒準備的嬰兒車。郭玉潔/攝

梁弘覺得母親這個身份給她帶來無盡的幸福。她在工作第五年時有了女兒。現在在病房看見產婦哺乳，她總是回味著29年前自己給孩子喂奶的溫馨，“你擁有著她，她擁有著你。”

29年過去，她們的關系親密如初。女兒常和她一起睡，她們臉貼著臉自拍，一起追星，去3個城市看毛不易的演唱會，拿著熒光棒向舞臺揮手。她和丈夫的工作都要黑白倒班，他們接力帶娃。她常騎著一輛安著幼兒座椅的自行車把女兒送進醫院附近的幼兒園，放學后接她來醫院，下班后一起回家。一次座椅的螺絲松動了，女兒帶著毛絨帽子和著棉斗篷朝后摔下去，她至今想起來后怕。

徐閔比梁弘小4歲，兩個人認識30年了。以前，梁弘的女兒常纏著徐閔阿姨給她畫畫。梁弘看到徐閔的手上總是有小貓的劃痕，她喜歡貓，養了好幾只。徐閔年輕時就了解了丁克的概念。和現在的丈夫戀愛時，她就表達過這個想法，對方也沒有反對。

50歲上下，她們兩個都仍有年輕人的神情和姿態。徐閔說話快而生動，她的助產士門診里放著產房里出生孩子們的相冊。她最近看了熱播劇《親愛的小孩》，其中有描寫生育前后雞飛狗跳的部分，她覺得挺真實的。她并非不喜歡小孩，年輕時，她覺得自己總要上夜班，不好帶孩子，家里又沒有找保姆的條件，加上生孩子的愿望并不強烈，“耗耗就過去了”。

她覺得社會最終的養老方式在養老院，沒想過讓誰幫自己養老。只不過，她聽說“有孩子和沒孩子的在養老院里待遇不同”，只有在這時她“有一點點后悔”。她不覺得孩子要為誰而生，生了就要全權負責。“如果我有孩子，我應該去盡力做那些事情，但是你又做不到，期望可能太高，自己又達不到，最后就選擇放棄。”

有了孩子后，梁弘和張強對工作的感覺變了。梁弘知道產后上廁所時起身、走動的困難，“那種時候多希望有人能扶一把”。作為護士長，她常和大家說，把產婦當成家人不容易，但要把產婦當成自己的朋友。同事都說護士張強的性格變了，以前大大咧咧，不是“很女的一個人”，現在變得更能體諒人，更溫柔。

最近，張強的女兒患了支氣管炎，她要帶著女兒看病、喂藥，晚上要一直抱、量體溫，小孩有時還不配合，她覺得自己快繃不住了。“有孩子也挺好，但有孩子也挺難的。”

女兒沒上幼兒園時，張強下了夜班也不能補覺，只有女兒午睡時她能睡3個小時。即使白天有母親幫忙，回家了她還是很多事要操心：女兒的衣服臟了，鞋踩上了泥，書包要收拾好，該學畫畫了。這三年半里，她沒有和同事去逛過街、吃過飯。孩子出生第一年，她要考職稱，每天晚上9點多把孩子哄睡，看書到夜里11點，再用每天地鐵上來回的時間學習，就只有這點時間。

生育率降低她能理解，“現在養個孩子真的不像咱們小時候那么簡單”。教育上的壓力太大了，她總在考慮這個階段又要開發女兒什么思維，“費盡心機地”和她溝通。同事和她聊過，回家怎么引導孩子分享生活，“要說，媽媽今天在醫院里有兩個小寶寶出生，一個是什么樣，另一個什么樣。你呢，在幼兒園發生了什么事？”

張強想讓自己的“隊友”更給力一些。盡管丈夫在她夜班時能負擔起“帶孩子洗漱、學習、哄睡”的所有任務，但更多的焦慮還在她這。“好多女性也都是看著隊友實在用不上，后來就放棄了，慢慢習以為常，是咱們自己的活了。”她在工作中也見到太多準爸爸，在孩子馬上出生時，回家都不知道要準備什么。

4

即使充分體會了做母親的幸福，在女兒表示自己未來不會生孩子時，梁弘還是欣然接受了。她說，要怎么選擇都是她自己的事。

社會的生育觀念的變化像潮水般沖刷著婦產科。科普博主“六層樓”曾是北京某三甲醫院的婦產科大夫，經常在社交媒體上探討女性與生育話題。怎么為女性創造更好的生育環境？他覺得首先是讓她們有選擇不生育的權利。他記得，在子宮腺肌癥的診斷中，過去醫生會說，“這個很重要，會影響你以后的生育”。但是逐漸有女孩說，“我并沒有生育計劃”。慢慢的，就像AI進行語言學習一樣，醫生的語言變成了，“如果你以后有生育計劃的話，那……”以前，有女孩來婦科就醫，會被醫生以“這個問題可能會影響生育”為說辭勸說其趁早治療，而現在，醫生的話變成了“這會導致痛經和貧血，要早點治療”。

他也30多歲了，父母會發一些文章，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，大多是關于最佳生育年齡的。但是他對“最佳生育年齡”有自己的理解。“一個25歲剛大學畢業、沒有房子、工作不穩定、經濟狀況不好的年輕人，和一個35歲、事業穩定、心理成熟的人，誰處在最佳生育年齡呢？”“孩子能養成什么樣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，不是所謂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齡。”

他曾發布過一期科普視頻，聊生育給女性身體帶來的傷害，希望大家在作選擇前充分了解。其中有句話說“生育對女性在生理上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來看，都是弊大于利”。為此，一個中年母親特地注冊了微博賬號指責他。說她的女兒不愿意生孩子，并把這則視頻轉給她，以此為不生育的論據。這位心急的母親覺得“六層樓”“教壞年輕人”。

但“六層樓”并不是丁克主義者，也沒有倡導年輕人不生育。他只是覺得自己和很多人一樣，都沒有作好準備。他想到剛工作時，一次在辦公室，主任看著他感慨，如果自己的孩子留了下來，也有他這么大了。但當時要在職業生涯和孩子中間二選一，她選擇了事業。

“六層樓”自己也生活在一個傳統家庭里。父親做著小買賣，不常回家，家務和育兒責任落在母親身上。他計劃，要等到自己能拿出一半時間用在家庭上的時候，再選擇生育。因為既然都是家庭成員，就要平等地參與家庭事務，“我是人，我妻子也是人，為什么我就有理由少做一些？”“參與少了我還不樂意”。但現在他覺得自己每天要花五六個小時在科普的工作上，妻子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，沒到養育孩子的時機。

梁弘知道，如今育兒的壓力比20多年前要大。女兒和她年輕時的狀態不同了，女兒在銀行上班，經常加班到晚上10點多回來。張強會和年齡偏大的產婦聊天，問問她們為什么選擇在這個年齡生育。她們常說，工作壓力很大，要還房貸車貸，養孩子要拿出來很多錢。她們認為不做好提前的規劃，孩子來了也養不好，教育也是個大問題。

她觀察，這些人事業心強，責任心也強，害怕生了孩子之后自己對孩子不負責。北京大學深圳醫院一位產科大夫說，他觀察深圳的“白領、骨干、精英”更想要一個女兒，原因是：兩人都很忙，覺得女孩不那么調皮，更節省精力。

不管人們是否選擇，以及選擇什么時候來到產科，產科里那些故事還在發生。一位朝陽醫院的助產士曾經在急診科室工作過，午夜時分，在去醫院上夜班的路上，他總是想，就在這么一個小小空間里，今晚搶救室里會有人失去生命，而產科里又有新的生命選擇降生。

4月中旬，在東城婦幼保健院，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和母親共享一間病房，走廊外的庭院里，桃花和玉蘭落了滿地。走廊里很安靜，只能聽到新生命發出溫熱的、哼哼唧唧的聲音。